权利是已经得到法律承认的利益，而权利之外还存在大量的应受保护的利益，这些利益虽然不能像权利一样主动行使，但在受到他人侵害的时候，仍然能够主张法律的保护。

该国应当告知欧洲理事会秘书长该法律的有关规定。1983年欧洲理事会成员国又签署了有关废除死刑的《欧洲人权公约第六号议定书》，其第1条规定：废除死刑。

（七）使用枪支可能引起严重后果时。[5] 过去在严打期间，各级法院往往从宽理解和解释死刑适用的有关条款，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多，罪犯生命权的剥夺随意性大，导致我国判处死刑的数量居高不下，也违背了我国少杀、慎杀的死刑政策。（四）从事大型集会保卫工作时。（五）罪犯抢夺武器的。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就有学者调查，在司法实践中，一个省市每年实际适用的死刑罪名一般不超过15个，有的还不超过10个，杀人、抢劫、强奸、盗窃、伤害、放火、爆炸、拐卖人口、贩卖毒品等几种罪名的死刑适用量，占到了全部死刑适用量的90%以上。

（c）为镇压暴乱或叛乱而合法采取的行动。生命权限制（即剥夺）的情形很多，以剥夺生命权的主体为划分标准，可分为法官判处罪犯死刑、警察使用武器致人死亡、军人作战夺取敌人生命、医生为孕妇堕胎、医生宣布病人脑死亡、医生为病人实施安乐死、个人因正当防卫致人死亡、个人自杀等类型。依新古典主义合同观念，法院可以对合同作必要的补充、解释并限制私人条款。

最广义的行为是身体的动静，很多毫无社会意义。这可追溯到英国1893 年的 Carlill v Carbolic Smoke Ball Company 案：[4]被告药厂刊登广告﹐谓服用其感冒药可有效防止感冒。1918 年3 月，双方离婚，妻子得到法定抚养费后起诉丈夫违约，要求支付剩余款项。首先，家庭协议并不都是细事。

被告再拒后，原告起诉，请求确认悬赏广告成立且生效。本案的约定显然存在对价，但当事人有无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尚有讨论余地。

但当事人签订意向书后没有合理努力、诚实信用地尽到磋商义务的，可能会承担缔约过失责任。国家司法权介入其中，法律只确定哪些行为可以纳入到其视野，当事人可以使哪些行为脱离法律，形成法外空间。行为一方为法人的，通常可推定当事人有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47]科宾:《科宾论合同》( 上) ，第 73 页。

在现代社会中，交易日趋复杂、谈判过程越拉越长，缔约过失责任的承担必须考虑两个因素：一是避免缔约方轻易投入成本导致资源浪费。但在侵权法中，法律对同一侵权损害的构成要件区分越细致，越可能采取不同的赔偿标准，如过错责任不适用限额赔偿，无过错责任则适用。市场日趋扩大，但是，世俗化进程及平等洪流却使经济契约的重要性日益增加。1913 年 7 月，双方订立书面协议，被告授权原告在美国与加拿大销售其产品，为期三年，期满后原告可以选择是否续期。

现代以来，国家能力的日益强大及国家权力的膨胀已使社会全面退却。《法国民法典》第4条确定了现代审判的一个基本原则，即法官不能因法无明文或法不完备而拒绝审判。

[61]参见［英］贝克尔: 《家庭论》，王献生、王宇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330 页。1920 年前，美国各州几乎都制定了《汽车客人法》，借鉴无偿保管人的注意义务标准，规定在好意同乘情形，车主的赔偿义务受较大限制，多数采取了限制过错形态的做法，如限于故意或重大过失或酒驾等。

[89]Eric A． Posner，Economic Analysis of Contract Law After Three Decades: Success or Failure? 112 Yale Law Journal 112( 2003) ． 进入专题： 法律关系 社会生活 。[16]英美法的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与大陆法的私法上的效果，两者的功能高度重合。[12]在司法实践中，大陆法系的做法也与英美法系类似。法律不调整某些私人行为尤其是家庭协议，还可能会产生遏制这些行为的效果，与不法原因的给付不能返还一样，当事人的权利无法得到法律救济，就可能选择不从事这些行为。但明确表示允诺无意产生法律关系的，则合同可以不成立。夫妻双方自己是律师或法官。

[79]这种理论诉诸合同法，其构成未尽圆通，完全可以用无因管理与侵权法上的义务来解释。法律所保护的利益与民事权利大致相当。

[57]I． Macneil，The Many Futures of Contracts，47 Southern California Law Review 691( 1974) ．[58]王伟: 《论‘情谊行为的法律定位: 以建构纠纷解决机制为目的》，《山东理工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第 21 卷第3 期。比较法的研究结果表明，德国、法国也有类似的法律技术实现普通法对价制度的功能，甚至有过之无不及。

其理由是诉讼水闸理论，即法院应为诉讼设置闸门，以避免大量无意义的诉讼涌入法院，使法院不堪重负。我们的社会每天都诞生恒河沙数的诺言。

法院认为该约定无效，这并非因为它违反了公序良俗原则，而是当事人约定的标的完全没有法律意义。[68]如果说，赔礼道歉都因法院无法使被告真诚悔过而难以执行，法律无法消除当事人之间的怨恨，那么，法律更无法让人彼此友爱。此外，在司法实践中，还可以相对宽松地认定受害人的共同过错。原告当即向被告磕头，叫了几声干爹，并对围观群众说：我得了红旗车，明天我请大家喝酒。

全部赔偿又罔顾施惠者助人为乐的高情厚谊，与普通人的法感情多有不合。[58]第一种观点不能成立，理由如下：其一，在逻辑上，以合同与家庭、社交行为存在共同性（关系契约）为由，得出法律应调整家庭、社交行为的结论不成立。

首先需要指出，既然这类行为并非合同，减轻施惠人的责任就无法寻求合同法上的依据。故德国判例并没有普遍承认情谊行为中的加害人仅对其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伤害承担责任。

[38]3．君子协定君子协定的法律界定尚未统一。[13]德国法院的做法也如此。

从政治角度看，允诺必须遵守是近代契约论者的三大自然法原则之一。如果让儿子选择的话，他可以拒绝吃饭或在学校取得坏分数，但是他不能去法院控告他的父亲。关系契约理论的前提是当事人之间存在紧密关系，故当事人缔约时不是简单地追求利益最大化，而是更期望尽可能维持双方的关系，并寻求通过社会规范而不是诉诸法律来实现合同目的，双方通常也不会把未来的事项在合同中一次性详细约定。[51]家庭关系相当亲密、隐私，是最典型的私人领域，法律的介入势必公开私人隐私，[52]这也是德国避孕药案判决的主要理由。

在司法实践中，创设法律关系的意图多为法律直接推定，即当事人从事法律调整的行为的，推定其有此意图。向朋友咨询的，则不构成法律行为。

原告遂请求被告公司帮助，该公司委派了一名司机免费为其履行运输任务。[67]参见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 2003 年版，第 251 页。

如《奥地利民法典》第 1300 条对提供错误咨询意见的责任配置，区分了有偿与无偿情形。[61]这表明，家庭是个多功能的共同体，不仅是感情共同体，也是经济共同体。